郑永年:“抗议之都” 谁主香港?

时间:2019-08-20 07:4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彭博社)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


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彭博社)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并不会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大陆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大陆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特首与政党无有机联系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没有。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外国势力一直都在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须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所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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