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富裕”时代的社会抗议

时间:2019-11-26 07:5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今天的社会抗议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社会,不管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政治体系如何的不同,都经历着社会抗议潮。实际上,对任何社会来说,社会抗议运动已经不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

今天的社会抗议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社会,不管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政治体系如何的不同,都经历着社会抗议潮。实际上,对任何社会来说,社会抗议运动已经不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爆发出来、以什么形式爆发出来的问题。

人们把今天的社会抗议潮,和1960年代后期的那次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抗议潮相对比。的确,那个时代社会抗议也遍布全球,发生在发达国家(例如欧美),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既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例如欧美),也有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例如中国)。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和上一波比较,今天的社会抗议潮形势更为严峻,背景更为复杂,影响更为长远和深刻。

如何理解今天这一波社会抗议潮?人们大都指向宏观背景因素,那就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社会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化。的确,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1980年至2016年间全球收入首1%的人口,他们的收入增长总额,是底层50%人口增长总额的两倍多。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导因。全球化创造大量机会让处于顶端的人累积财富,但同时导致了广大的中层人们面对更剧烈竞争。

这些宏观背景极其重要,但已经不足以理解今天的社会抗议的复杂性。

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和传统社会抗议比较,今天的社会抗议可以说是“富裕”时代的抗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传统意义上的穷人因为“过穷而连革命的时间都没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很少有社会因为人民的饥饿而发生社会抗议。

尽管如上所述,收入差异巨大,社会分化严重,但在大多数社会,“贫穷”已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绝对的概念。实际上,参与今天社会抗议潮的大多数人来自中产阶层。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参与社会抗议,并且有足够的物质保障。这使得社会抗议是可以持续的。

富裕表现在很多方面

富裕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其他很多方面。首先是知识的富裕。在今天的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无一不是把资源投入到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培训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国民得到了“过度的教育”,即学非所用。把资源投入教育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但教育和经济活动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关联。

很多国家的国民得到了教育,但国家并没有条件提供与教育相适应的工作和就业。这就导致了“过度的教育”。教育过度了,人们对自己的期望值也自然提高。当实际就业市场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值的时候,年轻人就走上了街头。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走上街头抗议总比寻找一份好工作容易得多。

“富裕”更表现在技术方面。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今天所有的识字者都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使用这些技术,例如接收和发送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说,所有社交媒体的语言都是“民粹主义”的语言,容易让哪怕只受过最低教育的人理解和接受。社交媒体的使用对社会抗议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度。

首先,在社交媒体上,社会抗议表现为没有显著的组织者,甚至没有组织者,因为社交媒体本身就成了组织者,或者说人人都可以成为组织者,即通过发送信息而扮演组织者。

其次,所谓的“假新闻”能够起到真实新闻所不能起到的动员作用。人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制造任何“假新闻”。但正是因为“假新闻”,无论在其制造者来说还是相信者来说,比真新闻更加具有“真实性”。

其三,一人一机或者一人数机的社交媒体表现为分权和分散性。分散性促成了今天的社会抗议表现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局面,具有巨大的流动性,从而造成了抗议者与被抗议者(往往是政府)之间的“游击战”。这种新型社会抗议较之传统的社会抗议更难掌握。

信息社会也导致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意识“飞跃”,年轻群体在没有养成自己的思考能力的时候,就拥有了无穷的选项。在虚拟领域,他们能够轻易地选择一个属于自己或者“自己群体”的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和现实相去甚远,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历史地看,人的意识的进步和其所处的物质进步同行。不过,社交媒体时代已经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即意识远远较之物质先行。

再者,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越来越没有了记忆能力,所有的东西包括意识在内都是即时的消费,所有的东西稍纵即逝。而意识的“飞跃”往往因为上述“过度的教育”而得到强化。

所有这些新因素决定了今天社会抗议的特点。人们当然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理解当代社会抗议,但从“抗议”和“反叛”的角度来说,如下两个“反”表现得尤为显著。

其一是“代际反叛”,即年轻群体反叛老一辈历史上所建构起来的所有东西。历史上看,代际断裂容易导致代际反叛。代际断裂指的是在信仰、政治和价值观等方面,年轻群体与其父母辈或者爷爷奶奶辈之间的差异。

美国和欧洲上世纪60年代年轻人的抗议活动频繁,与他们的上一代“静悄悄的一代”截然不同。这促成了社会科学中的代际研究,人们通过发现代际中的不同语言、思维方式、工作态度、行为方式等去理解社会抗议,也从老一代和年轻一代所面临的机构和组织的“分隔”,来理解代际之间所有这些“不同”的形成。

较之上世纪60年代,社交媒体时代的代际断裂更是深刻和严峻。传统社会存在着促成代际断裂的制度和机构(例如俱乐部),但并不多见,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制度和机构的建构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情。社交媒体上的不同“群集”就是年轻人自身的“制度机构”,并且很少有人“监管”,处于完全的“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同群体自由地去建构自己的个体和群体语言,通过语言建构再去建构自己的认同,通过认同去自由地“规定”和“解释”现实。

前面所说宏观层面的“物质断裂”,更是为代际的“思想断裂”奠定了基础。从物质层面来说,很多年轻群体是“被断裂”的,表现在方方面面,例如收入差异、福利、抚养老人(东亚)、财政支出、债务等等方面。在传统社会,一般说来,老一辈都是为下一代积累财富,但当代社会,尤其是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情况刚好相反,即“老一代”开始吃未来,为未来一代增加负担。

这里,对年轻群体来说,“老一代”往往表现为既得利益,他们拥有选举权或者其他方面的权利,而为了权力,当政者不得不向老一代的各种权利要求、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作出妥协,这势必把负担往后一代转移。例如,今天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政府大量举债,很多国家债务累累(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而这些债务则意味着对年轻人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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