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文化中产与中国经济的未来

时间:2019-12-03 07:4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从贫穷大国转型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互联网) 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如何走向未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物质意义上的经济指标,例如逃避中

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从贫穷大国转型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互联网)

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如何走向未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物质意义上的经济指标,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比较容易规定;同时,人们对物质目标的追求也具有自我的动力,因为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过,在任何一个社会,人是主体,在追求经济等目标时,必须考虑到人。

人们常说,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其思想能走多远。也可以说,人的思想能走多远,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能走多远。尽管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思想,但社会必须具有一个有思想的文化中产,引领社会的进步,否则物质意义上的进步不见得会导向整体社会的进步,说不定还会走向灾难,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单向面的发展,追求各种“乌托邦”等。

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无论是积极面的还是消极面的,已经有很多学者加以论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描述和分析了新教伦理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而企业家群体就是新教伦理的文化载体。相反,美国经济学家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理论》,直陈当时奢侈文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代经济学家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讲述了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贫困和低度发展制约人的道德水准,但反过来也一样,人的道德水准也会制约经济发展。

人们也不难在发达社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富裕与人的关系。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变化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人的文化无法提高,经济就很难再上台阶。经济发展靠消费和技术创造。就消费来说,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费是无限度的。技术创造更是文化中产的产物。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时代,没有文化想象力,技术创造变得极其困难。一句话,富裕社会依赖富裕的文化人格。今天,西方社会的主体是文化中产群体。一些研究发现,尽管西方社会经历了全球化和各种经济困难,但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并没有流失。这是西方并没有如人们所想象的快速衰落的原因。文化中产便是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的载体。

文化中产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呢?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从贫穷大国转型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即使人均国民所得也接近1万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过大规模的扶贫,自改革开放以来,已促成近8亿人告别绝对贫困的状态。也就是说,物质生活意义上的中产(或物质中产)已经不少。

文化贫穷致公共道德感缺失

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质中产群体,在文化上仍然是“无产”,甚至是“流氓无产”。即使是最富裕的群体,也很难说在文化上已经逃避了“无产”的格局。问题在于,在“文化无产”的格局下,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型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物质中产如何通过深度文化消费,来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费?如何通过培养文化中产来培养一个健康的消费社会?所有这些都关乎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甚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文化贫穷,赤裸裸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国所说的“不文明现象”,不仅发生在社会底层,更发生在富人群体。在高档住宅小区不难观察到,很多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中产或超越中产,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贫穷、甚至流氓的特点。他们不理性,不守法,贪图于一些小利益和小便宜。小区内没有一点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内部可能富丽堂皇,出了门则是脏乱差。自己房子已经足够宽敞,却竭力侵占公共空间。没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产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产的产物。

缺失文化中产使得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拉美化,社会在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人们高度情绪化,缺少理性。这种情况体现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上。穷人仇富人,富人也仇穷人。一个见不得人家好,老想着如何搞再分配,抢夺财富;一个对穷人没有任何同情心,信仰“钱能办事”,无法无天。富人群体遭到底层群体的仇视,并不难理解。

缺失文化中产也体现在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上。官员的权力腐败,也和文化的贫困有关。民众希望官员是多么的道德高尚,靠喝西北风就能为人民提供服务;而各级领导也不得不实行低工资政策,无论是因为民众的压力,还是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官员需要道德高尚并没有错,但在低工资政策下依靠官员的道德高尚来治理国家并不可靠,甚至很不可靠。官员也是人,也需要利益导向,不过官员的确是公众人物,他们的利益需要有节制。“低工资”就走向了人们所说的“潜规则”,即腐败;而腐败导致民众的怨恨,加剧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幻想、空想、假想也都是文化贫困的产物,因为文化的贫困导致人们不知道如何理性地思考,没有兴趣和能力做理性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都是幻想、空想和假想的产物。这和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近代乌托邦有天壤之别。包括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所谓乌托邦,其实都建立在有限的社会实验之上,只是到了可复制(或者推广)阶段,才出现乌托邦的概念。没有现实可行性的理想是空想,只有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才是理想。

更可悲的是,这些“无产文化”已经变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变成了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文化已经没有了传统底层文化的朴素与善良,所呈现的是精致的恶。这里要强调的是,衡量文化中产的标准绝非教育水平,并不是说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文化。文化和教育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在今天无产文化环境主导下,出现了一种情况,即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自私和利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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